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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疆越界串連的「慰安婦」

作者:admin

            《慰安婦》三字雖是漢字,但在1992年之前,台灣的教科書或字典上,從未見過這三個字。戰後出生的一代,在此之前也鮮少聽聞台灣的婦女在二次大戰時間,被送到日本的軍隊提供性服務。關於「慰安婦」一詞,有人定義為「慰安所的慰安婦」,意思就是「慰勞隊的女隊員」,也被意指為「軍妓」。 [2]
 
     台灣為了一本日本漫畫吵的不可開交。原來是曾經在日本出版過《戰爭論》一書,引發軍國主義復辟疑慮的小林善紀其作品《台灣論》中文版在台灣上市。[1]
 
  由於小林善紀的政治立場明顯地偏向右派國家主義,而其以一個居住在日本的外人角度來解讀台灣,並且「發現」李登輝具有日本遺落許久的武士道精神,「認為」台灣人也有根深柢固的「日本精神」,此言論立即招致島內的爭議。        不過對《台灣論》的最先批判卻並不是從這個角度出發,而是由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發起記者會,抨擊小林善紀在《台灣論》中將台籍慰安婦當年被迫從事性工作的無奈,顛倒成是出於「志願」。由此「慰安婦」     風波牽扯到接受小林善紀訪問的總統府資政許文龍以及國策顧問金美齡,之後更演變成為「黑名單」風波。我們姑且不論《台灣論》的政治爭議,但回過頭來看「慰安婦」這個議題時,我們會驚訝的發現,這個曾造成無數婦女實際傷害的制度,卻是討論日本侵略罪行時最晚被談及的一個陰暗角落,也一直是個盲點。在台灣這個政治社群中,這個議題甚至一直要等到距離二次大戰結束近50年的1992年,才被提出。慰安婦議題的從無到有以及越演越烈,其實鑲嵌在全球婦權演進的架構之中,值得研究全球化下社會運動的我們深入探討。
 
而在日本的《廣辭苑》中,定義為「隨軍到戰地部隊安慰過官兵的女人」。不過上述的這些定義都是狹隘的。在這些定義中,彷彿參與部隊「性工作」的婦女不是自願的(軍妓),就是為引以為榮的。
 
        事實上「慰安婦」是出於日軍的「慰安所」制度。「慰安所」的前身是「陸軍娛樂所」,此制度在日俄戰爭時便已經萌芽。在1918年到1922年日俄戰爭其間,日本曾派7萬2千人攻打西伯利亞。但當時日軍到處找「花姑娘」,引發了性病的傳播,其中患花柳病者達到1萬8千多人,重病約2千多人,需送醫救治者多達6千餘人,嚴重的削減日軍的戰力,同時日軍作戰陣亡僅1387人,傷者2066人,由此可知性病對日軍戰鬥力的消耗比作戰來的大。
 
        而在後來的侵華戰爭中,日本軍營中的性問題原先是透過私人經營的,且大多是年紀比較大的,曾在偽滿州國的日軍軍營附近開業的日本職業妓女來解決。但是,經由了兩個重要過程,使得由私人經營的賣春婦轉為由日本軍經營管理的「慰安婦」。一個過程是以強迫或誘拐的方式而得到的大批韓國貧農出身的年輕婦女以代替先前的日本職業妓女;另一個過程則是南京大屠殺和其間連帶的千萬件強姦案,使得日軍的領導層做下了由軍方來經營管理「慰安婦」的決定。
 
  所以二戰期間的「慰安所」制度,目的就在於抑制不斷強姦佔領女性所造成的對日軍情感的惡化,以及防止性病造成的日軍戰鬥力下降。[4]
 
  慰安婦與慰安所的設立,不但可以撫慰辛勞的戰士,使之獲得肉體的快樂與滿足,緩和精神上的緊張與壓力,並可減少強姦婦女和預防感染性病,這些都使皇軍能保持強盛的戰鬥力與獲勝之信心。由此觀之,慰安婦實是皇軍不可或缺的特殊「軍需品」,實際上,慰安婦在戰場上也被以「軍需品」來對待。 [5
 
        南京大屠殺不久之後,1938年初日軍在上海透過東北的賣春商人爭即到104名慰安婦,其中朝鮮人80名,日本人24名,並令由婦產科麻生醫師做有無性病的檢查。麻生寫了一個報告書,說道:「半島人(即朝鮮人)的婦女都年輕健康,甚少有花柳病,而內地人(日本來的職業娼婦)則多染過性病。……」隨後第一個陸軍直轄的「軍人俱樂部」在上海軍工路的楊家宅開始營業。隨即改名為「陸軍慰安所」。之後日軍與賣春商人訂立了秘密協定,由這些商人來經營慰安所,而由日軍來監督病發給許可證,提供設施與運輸工具,並給予這些商人以軍官待遇。
 
    不過,商人們必須以每29名軍人提供一位慰安婦的比例來徵集慰安婦。最重要的是,日軍竟命令朝鮮總督府徵集朝鮮的未婚女子來當慰安婦,並嚴明不得誘拐日本婦女來充數。我們約略可將慰安婦的來源分為四類:佔百分之八十的朝鮮婦女;二為日本的職業妓女;三為被強迫帶走的中國、香港與台灣的婦女;第四則為從佔領區(如東南亞)徵召來的婦女。其中除了第二類外,大都是被強迫或是拐騙而來從事戰地的性服務。自民國27年開始,就有台灣婦女被徵召當慰安婦,此後慰安的地區隨著日軍的足跡,由廣東沿海、海南島遍及到南亞、東南亞、南太平洋島國。因此,對於何謂慰安婦?尹貞玉教授說:「慰安婦是日本部隊和財閥及以賣淫為生者相互勾結,用欺騙手段或強行動員的辦法,逼使充當日本軍人發洩性慾的工具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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